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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文章----高中阶段培养“领袖人才”的几个问题

审核: 来源: 发布时间:2010年05月03日 访问量:

关于高中阶段培养“领袖人才”的几个问题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吴颖民

 

 

今年1月,我接受了《中国教师报》记者的采访,并刊出了题为《访华南师大附中校长:我们培养的是领袖人才》的文章117日,央视国际网(www.cctv.com)转载了该文,由此引起许多朋友的关注。在此,我想结合华南师大附中多年的实践,以及我和我的同事们的一些思考,继续与同行们探讨。

 

一、关于“培养领袖人才”的命题

(一)追溯一个永恒的命题

无论是在蛮荒时代人类的先祖之中,或是在组织严密的现代社会里;在任何一个群体、组织、部落、民族、国家中,都必然存在一些发挥着引领作用的个体成员,直接影响着某个群体、组织、部落、民族、国家的活动方式、生存状态、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人们将这些个体成员称之为 “领袖”,他们直接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人们常说,现代社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核心,就是领袖人才。因此,国际竞争,不仅仅是人才的竞争,更重要的是领袖人才的竞争。据悉,200611月,美国总统布什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大学无法培养出伟大的领袖型人才。布什将导致反恐战争失败原因,归咎于领袖人才的缺失,并将伊拉克局势再次陷入混乱作为一个论据。

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领袖人才的客观存在,领袖人才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产生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永恒命题——“培养领袖人才”。古今中外,大量专家学者都在论述着这个永恒命题;朝野上下,不少仁人志士不懈地追求着“培养领袖人才”的事业。 “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更是我国古今教育家们孜孜以求而难得一偿的夙愿。

(二)肩负一项历史的使命

遥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庆典,我们将会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什么?我们将会看到新一代的中国领袖!

这些未来的中国领袖们在哪里诞生?他们就诞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在中国的家庭里,诞生在中国的学校中。这些未来的领袖们,从他们呀呀学语开始,到蹒跚学步,背上书包,走出学堂,他们都必将完成自己的学习生涯。

基于这样一种事实,我们相信,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或许是在这一方土地上,或许在那一个学校中,都不可避免地要介入与这些未来领袖面对面的培养工作中。无论是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工作者,或是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都将链接起培养未来中国领袖的工作。无论这些领袖诞生在中国的哪一方土地上,诞生在中国的哪一个家庭里,诞生在中国的哪一个学校中。

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我们认为,提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新一代领袖”的命题,不是一种妄言,而是对历史使命的一种自觉承担。无论这个领袖是一个国家的主席,是一支军队的将军,还是一个区域的行政长官,是一个单位的领导人;也无论是一个学术领域的权威者,是一个现代企业的董事长,抑或是一个乐团的指挥,是一支球队的队长。一个社会,需要一个领袖团队来支撑。我们提出要培养的领袖人才,不是局限于一个人、几个人,而是着眼于一群人,一个管理团队。我们期望能够为未来社会培养出可以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各领风骚的一个领袖群体。

基于华南师大附中的发展历史,基于华南师大附中的社会责任,我们责无旁贷地提出:要把“培养领袖人才” 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作为一种事业来奋斗,作为一项课题来研究,作为一项工作来策划,作为一个作业来完成!因为,在我们的校园里,曾走出如谭天度等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曾走出领一代风流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走出了抗击“非典”、蜚声海外的钟南山,走出了一批政治精英、商界奇才、文化强人!古人云:“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面对以人才、领袖人才为核心的激烈国际竞争,我们自应以民族振兴为己任,为培养社会的领袖群体作出一份贡献。

(三)建立一个理性的参照系统

当我们把“培养领袖人才”不仅仅看作是一种理想,是一项课题,而是一种事业,是一项工作,是一个作业时,我们就不但要进行理性的思考,还要在吸取国内外同类学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寻找现实的参照系,建构自己的操作模型。

众所周知的英国王牌私校——伊顿公学,以培养英国政界与商界的领袖摇篮而声誉卓著。有十九位英国首相从它的校园走向国际舞台,佐证它的智者摇篮之尊。大败拿破仑于滑铁卢之战的威灵顿将军,经济学家凯恩斯,文学家雪莱、托马斯·格雷、罗伯特·拜伦等响亮的名字,使伊顿公学成了诞生文治武功、涌现文化艺术才情的沃土。伊顿公学历史上的成功,曾迎来广泛的向往;其贵族式的傲慢,也招致现代社会的讽刺和诟病;而其走向现代化、国际化的改革,更令人耳目一新。一所具有500多年历史的名校,在“培养领袖人才”方面,给世人提供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20064月,日本一所名曰“海阳学园”(Kaiyo Academy)的中学正式开学。创办这所以英国伊顿公学为模子打造的新型学校的办学直言海阳中等教育学校的宗旨是培育日本下一代领导人要象英国伊顿公学一样,把培养日本下一代领袖定为自己的办学目标。

在我国,杨昌济等一批深受革命志士爱戴的教育家,以“欲栽大木拄长天”的胸怀和气魄,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培育过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革命领袖。而其前身湖南长沙城南书院,也曾产生过一代枭雄曾国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等著名人物。

这些学校尽管存在国情不同、体制不同、时代不同等诸多差异,但在以培养领袖人才为己任的胸怀、在培养领袖人才的具体实践等诸多方面,却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能够给我们提供着有益的启示。

 

二、我们对“领袖人才”的理解

什么是“领袖人才”?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我们力求避免陷入“领袖=高官”的认识误区,不能把对“领袖”的理解局限在一个狭义的范畴。

根据传统辞书的解释,“领袖”具有两个义项:一是指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最高领导人;二是以“衣领”、“衣袖”的统称意借指为人表率的人。这两个义项分别揭示出“领袖”的社会角色特征以及品格才能特征。

(一)关于“领袖”的社会角色特征

从其社会角色特征来看,“领袖”不仅仅是相对一个国家这样的组织结构而言,也可以延伸到其他团体、组织之中;它并不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最高领导人的范畴,也可以泛指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等范畴中的“领军人物”;它不仅仅局限于“领导人”的角色,也可以泛指精英、栋梁等社会角色。

“领袖”的广义内涵,外延指向一个具有多元结构的集合体。国家元首、军队统帅、区域行政长官、单位领导人等等,构成了一个由不同层级构成、具有纵向结构意义的“领袖群体”。一个学术领域的权威者,一个现代企业的董事长,一个乐团的指挥,一支球队的队长等等,也构成了一个覆盖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具有横向结构意义的“领袖群体”。

综上所述,从个体意义的角度来说,“领袖”指的是充当最高领导者地位的具体社会角色;从群体意义的角度来说,指的是处于社会纵横结构系统中的一个角色集,一个从不同层级、不同方面发挥着“引领者”功能的一个社会群体。

(二)关于“领袖人才”的品格与才能

领袖的社会角色与其品格才能是相辅相成的。

在探讨“领袖人才”的品格才能问题时,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阈切入,形成众多的认识层面和分析维度。我们试图从“为人”与“处事”这两个层面切入,讨论“领袖人才”的“品格”与“才能”问题。“为人”,讨论的是人的内在品质问题,它是一种稳定的个性心理特征;“处事”,讨论的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问题,它是人的内在品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外现形式,它以一种具体的活动情境为载体展现才能的水平状态。

从“为人”这个内在品质的层面看,具有堪为人表的品格风范、道德情操、理想志向,是“领袖人才”必具的人格特征。 “堪为人表”,是指一种具有公信力和征服力的内在品质,经过公众认同之后而以一种供人参照和模仿的静态模式呈现出来的人格特征。而作为一个领袖人才,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具有静态意义的榜样、楷模,他更是一个具有动态意义、能够产生强烈人际互动的感召者。因此,“领袖人才”还必须具有一种富含亲和力、凝聚力、号召力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则通过其善于与人沟通的交际能力、准确传情达意的表达能力、深入打动人心的鼓动能力等具体方式呈现出来。

从“处事”这个外显行为的层面看,作为一个能够征服众人、发挥出引领作用的领袖人才,必须具有以下的行为特征:在认识事物时表现出视野的开阔性,在分析形势时表现出判断的准确性,在组织活动时表现出策划的慎密性,在实施计划时表现出控制的有效性,在面对变化时表现出应变的机敏性,在实现目标时表现出追求的坚定性。

除了上述共同特征之外,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领袖人才也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差异。例如,政治领域的领袖人才,必须能够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关注民生,熟悉基层;学术领域的领袖人才,必须专业知识扎实,专业技能精湛,对专业发展具有敏锐洞察力;等等。

(三)关于高中教育阶段的“领袖人才”

在我们讨论高中教育阶段领袖人才培养的问题时,必须清楚界定在“高中教育阶段”这个具体的语义环境中“领袖人才”的具体内涵。

我们认为,我们所讨论的“领袖人才”,应该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高中现实生活中在各个领域发挥着“引领者”功能的学生领袖群体;二是指在这些学生领袖中,将来可能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发挥出“引领者”功能的潜在领袖们。这是我们在确定具体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建构教育机制时需要考虑的“二维时态共构模型”——“如何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产生‘领袖体验’”和“如何让他们为日后的领袖生涯打下基础”。

 

三、我们对建构高中阶段领袖人才培养目标的思考

我们提出要培养学生领袖人才,其目标是什么?这个目标又是依据什么构建起来的?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思考着,又在思考中不断地建构着。尽管,我们已经收集了相应的研究资料,也一直进行着相关的实践,但我们认为至今也还未能形成一个令我们自己感到满意的目标体系。在此,我们只是把自己思考过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让同行们来共同研究,共同建构。

我们以为,这个培养目标的建构,应该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关于人内在的品质结构,二是关于人外显的行为特征,三是把人的内在品质展现为外显行为的能力要求。

(一)学生领袖的品质结构

在建构学生领袖的内在品质结构时,我们形成了着眼于人的“社会属性”与人的“自然属性”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设计的思路。

1、人的社会属性对学生领袖人才的品质要求

从人的社会属性来看,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其根本作用,是要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尽管,在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领袖人物可以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不同方面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复杂的人类社会是由几个基本元素构成的:一是社会的组织形式,二是社会之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状态,三是社会成员对人自身、对社会、对自然万物的认识水平。

对应这些基本因素,人们通常将其归入不同的范畴:社会的组织形式——政治范畴,社会的关系状态——道德范畴,社会的认识水平——思想范畴。因此,我们认为:尽管领袖人物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是多种多样的,但从根本上来说,都必须落实到引领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不断完善,引领和推动着社会的关系状态不断改善,引领和推动着社会的认识水平不断提升。

这样,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我们大致形成了这样一种构建培养目标体系的基本思路:

引领和推动完善社会的组织形式——从政治范畴的角度建立提高政治品质、提升管理能力的培养目标;

引领和推动改善社会的关系状态——从道德范畴的角度建立提高道德品质、提升美善情操的培养目标;

引领和推动提升社会的认识水平——从思想范畴的角度建立提高思想品质、提升思维质量的培养目标。

2、人的自然属性对学生领袖人才的品质要求

从人的自然属性来看,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其根本作用,是要引领和推动人类自身的发展。从人类的进化历史来看,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独立于芸芸众生的高级动物,一是人类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不断优化形体结构和身体机能,二是人类进化出其他动物所难以比拟的学习能力,三是人类在长期严酷的物竞天择中形成了积极应对的心理机制,四是人类“群居——社会”的生存方式把族群相护的生物本能提升为情感互动的人类本性。

对应这些范畴,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我们提出了一个领袖人物在引领和推动人类自身发展进程中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

优化人类的身体机能——从生理学范畴建立提高身体素质、提升生存技能的培养目标;

提升人类的学习能力——从学习学范畴建立提高学习素质、提升智商(IQ)的培养目标;

优化人类的心理机制——从心理学范畴建立提高心理素质、提升心商(MQ)的培养目标;

提升人类的情感本性——从美学和行为学范畴建立丰富情感、提升情商(EQ)的培养目标。

(二)学生领袖的行为特征和能力要求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具备一种具有公信力和征服力的内在品质,在品德风范、道德情操、理想志向、认知能力、管理能力等方面具有一种折服众人、堪为人表的示范性。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还必须具有一种富含亲和力、凝聚力、号召力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从具有善于与人沟通的交际能力、准确传情达意的表达能力、深入打动人心的鼓动能力等方面具体表现方面。

作为一个领袖人物,还必须在认识事物时表现出视野的开阔性,在分析形势时表现出判断的准确性,在组织活动时表现出策划的慎密性,在实施计划时表现出控制的有效性,在面对突然时表现出应变的机敏性,在实现目标时表现出追求的坚定性。

我们建构的是一个近乎“完人”、具有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培养目标体系。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学生领袖能够充分满足每一个条件要求,只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促进学生把自己的个性才能发展与我们的培养目标有机结合,为学生树立一个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目标,为学生日后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四、我们建构相应课程体系及培养机制的初步实践

学校的教育、培养目标,必须通过以课程为载体、以活动为手段等一系列的转化过程,才能实现。

学生领袖人才的培养目标拟定之后,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建立相应的课程体系和活动机制,确保学生领袖人才的培养能够具体体现在学校日常的教育活动设计中,体现在具体的教育过程里,体现在学生的现实发展中。

(一)建构相应课程体系及培养机制的基本思路

1、构建一个常规课程与校本课程的互补体系

我国中小学实施的是国民教育,是面向广大民众的普及教育。这个逻辑起点,决定了现有的常规课程体系不可能是面向一个特殊的“领袖群体”。但是,即使是领袖,也是一个国民,也是一个公民,因此,现有常规课程体系中的国民教育要求,也是一个领袖人物所必须接受的。我们要培养领袖人物,不能撇开现有的常规课程体系,也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常规课程体系中的资源。

那么,在面对学校现有常规课程在培养领袖人才方面的客观局限时,我们认为,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满足学校在培养领袖人物方面特殊要求的“校本课程”体系,与学校现有的常规课程互补,从而形成一个常规课程、校本课程的互补体系。

2、构建校本课程体系的依据

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国民教育要求,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任务等重大政策要求,自然是我们构建领袖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政策依据。

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活动课程等新课程理念,是我们构建本课程体系的理论依据。

人才培养规律,领袖人才的品格、才能特征等,是我们设计本课程体系的内容依据。

3、构建一种以强调主动表现、注重氛围激励为特征的培养机制

“领袖”,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也非自我标榜所能成就,而是一种公众评价的结果。领袖人才,不是依靠课程就可以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涌现出来的。

一个学生领袖的产生过程,大致经历过以下阶段:

首先是个体的自我显示阶段。学生个体成员在校园生活、社会实践中清晰显示出其个性才能。

其次是公众检验、认同阶段。当个体成员鲜明、突出的个性才能在校园中涌现出来之后,学生群体在对其做出评价、判断和认同的过程中,同时在提升着其知名度和美誉度。

第三是“领袖形态”的强化、生成阶段。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不断提升,逐渐形成一种社会公信力,强化着“领袖形态”的生成。这个强化过程,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社会公信力不断提升着“领袖”的社会威望;另一方面是“领袖”凭借其社会威望对集体成员发挥着引领作用。社会威望与引领作用在循环互动中不断强化着“领袖形态”的生成。

据此,我们的培养机制建立在三个基本点上:一是强化“不怕冒尖,敢于冒尖”的校园主流价值观,二是打造各种展现学生个性才能的平台,三是催化“领袖形态”的生成。

(二)构建一个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互补互动、以强调实践体验为特征的课程体系

1、常规课程与校本课程互补的显性课程体系

这个显性课程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一是现行常规课程部分。在学校现行的常规课程中,已经包含有对学生进行理想志向、道德情操、知识才能、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内容,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在此基础上引领学生领袖实现自我提升和自我超越。

二是校本选修课部分。我们充分利用本校教师及高校学者、高级专业人员等人力资源,开设了108门选修课,构成了一个含有“社会学”、“管理学”、“人才学”、“哲学”、 “逻辑学”、“心理学”、“美学”、“道德伦理”、“人生规划”等相关学科内容的综合性选修课体系。我们并且专门开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基本知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等课程,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三是专家讲学部分。我们定期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为学生开设“报告会”,介绍国内外的发展动态,介绍各种学术领域的前沿发展,介绍社会名流的成长经历。

四是学生“专题论坛”部分。我们定期举办由学校组织或学生自行组织、以学生为主讲人的“专题论坛”,让学生在讲坛上显露头角。

2、构建强调实践体验的隐性课程体系

这个隐性课程体系,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一是校园文化环境。我们精心设计校园的文化氛围,利用墙报、标语、雕塑等各种载体,营造出一种充满激情、催人奋进、激励成才的氛围,让学生每时每刻都在接受着这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

二是学生社团活动。我们积极鼓励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让学生以自己的实践方式创造充满活力的校园生活,展现丰富多彩的个性才能,涌现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

三是学术创新活动。我们积极鼓励学生学有所长,勇于创新,大胆参加社会上、国内外的各种学科竞赛活动、学术交流活动、合作研究活动,让学生体验创造的乐趣、体验成功的喜悦、体验杰出者的自豪,让学生在与著名学者、名家巨匠近距离的交往中接受熏陶。

四是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强调从四个领域实现齐头并进:一是走上社会参加公益事业,强化社会责任感;二是走进内地开展文化之旅,积聚民族文化底蕴;三是走出国门了解世界的先进、发达状况,强化时代使命感;四是走入贫穷地区了解弱势群体,全面认识中国国情。

 

五、我们对一些相关问题的看法

在讨论“领袖人才培养”的问题时,一些同行、朋友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促进了我们理性的提升和实践的改进。

1、有人认为,领袖是自发产生的,不是学校所能培养的。

这种看法,谈到了领袖产生过程的某些特点。确实,作为一名社会领袖,是在他的社会实践活动生涯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他前期学校生涯中培养出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领袖不是学校所能培养的,是可以成立的。此外,说“领袖是自发产生的”,如果“自发”强调的是关于领袖的产生必须经历过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这种看法强调了领袖产生过程的某些主观性因素,却忽略了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作用了。实际上,领袖人物的出现,是一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也离不开领袖人物在其早期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外部影响。这些外部影响,当然也包括学校教育产生的早期影响。因为,学校生活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缩影。学校培养过程早就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品质、为人出事、行为方式等,将影响学生的一生。

这种看法提醒我们,学校培养对领袖人物产生的影响,具有早期的基础性意义;学校教育在对领袖人物产生早期影响的时候,必须关注这种教育在促进人追求自我实现方面应该产生的影响。

2、有人怀疑,高中阶段谈论培养领袖人才是否夸大了高中教育的作用。

我们知道,同一项教育内容,可以面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对象,只不过需要我们根据教育对象的年龄心理特征准确把握住教育的尺度。同样是“培养领袖人才”的教育主题,我们不但可以面向高中学生,也可以面向初中学生甚至小学学生,关键在于我们怎样把握着教育培养的切入口,达致怎样的教育培养目标。

在学生的生命历程中,高中阶段的发展既是对小学、初中阶段的承接,也为未来人生阶段提供着发展基础。高中阶段的学生,个性心理特征进入了更为稳定的发展状态,认知水平也进入了更为理性的发展状态。高中学生自我意识更加清晰明确,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追求更加强烈,其理想、志向、信仰的形成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

尤其是在长达九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校园生活中,大量生活事件、实践机会也将高中学生的才能发展倾向较为充分地显示出来。对于一个高中学生来说,是否具备领袖的品格、素质和才能,已经初步显露出来,并且得到生活实践的检验。

因此,无论是从学生发展的现实基础来看,还是从我们教育培养的可能性来看,高中学生领袖才能的形成和发展,实在是进入了一个关键期。在高中阶段提出领袖人才培养的教育主题,并没有夸大高中教育的作用,而恰恰是发挥出高中教育应有的育人功能。

上述怀疑,暴露出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解高中阶段育人功能问题上的片面认识,也暴露出片面的“应试教育”严重弱化了高中阶段的育人功能。其实,当我们面对着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的讨论就会变得更加简单明了:

如果说高中阶段谈论培养领袖人才是否夸大了高中教育作用的话,那么,哪个教育阶段才是恰当的呢?

大学阶段吗?如果缺乏高中阶段的基础,大学阶段的教育会不会受影响?

这样,我们不是需要不断前溯到初中阶段、小学阶段吗?

对了,我们应该在学生发展的不同阶段,施加不同的影响,发挥不同阶段的教育功能,实现不同阶段的教育培养目标,从而构成一个教育培养的完整链条。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在培养领袖人才的问题上,大学可以进行,高中可以进行,初中可以进行,小学也可以进行,这不是属于哪个教育阶段的问题,而不过是一个在不同教育阶段实现不同的教育培养目标的问题而已。

3、有人认为,基础教育应培养普通劳动者,而不应只着眼一小部分“领袖”。

如果从我国现阶段实施“基础教育”的逻辑起点来看,面向普罗大众,面向广大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必然之义。从这种意义来说,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基础教育不应只着眼于一小部分精英,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现在实施的是“公民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要求所有学校为了一小部分精英而放弃对大部分普通劳动者的培养,这并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但问题在于,社会的未来领袖必然要产生,而这些领袖们也都必然要经历过他们的基础教育阶段。那么,谁来培养?我们不可能在现行的“基础教育”之外再构建一个“精英教育”的体系,只能在现有的结构中寻找“生长点”,强化其中的特殊功能。在我国现有的教育资源配置中,历史地产生了一批重点名牌学校,形成了学校之间不同层次的发展状态。这批重点名牌学校,他们集中了优质生源,理应具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和责任,要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要为社会培养领袖人才。

在现实中,我们的校园里,无论是处于哪种发展状态中的学校,都会产生一些学生领袖。这个校园现实生活中的“领袖群体”,也需要学校的引导和教育。从这种意义来看,领袖培养,也是学校教育的当然之义。

此外,从更宏观的意义背景来看,领袖也是从普罗大众之中产生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牛顿、毛泽东、盖茨这些在不同领域中各领风骚的领军人物,不都是从芸芸众生之中走出来的吗?

4、有人担心,提出培养领袖人才会让优秀学生滋长优越感。

这种担心陷入了对领袖人才的认识误区,也暴露出有关“优秀学生”评价标准的缺陷。

是什么因素可以把领袖人才与优越感联系起来呢?是领袖人物的显赫声望,是领袖人物的特殊地位。如果仅仅着眼于这些声望与地位等优越感的功利目的去谈论领袖人才的培养,去实践领袖人才的培养,那么,对于教育者来说,这是片面的;对于追求者来说,这是势利的。建立在这些片面认识和功利追求基础上的教育和培养,确实可能滋长人们的所谓优越感,也实在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领袖人才。因为,作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领袖人物,显赫声望与特殊地位,并不是其追求的目标;对历史的承担,对社会的贡献,为人类福祉做出牺牲,才是领袖人物的情操胸怀与人生追求。这种担心,也提醒着我们,在认识与实践领袖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慎防陷入误区。

为什么说上述的担心也暴露出有关“优秀学生”评价标准的缺陷呢?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优秀学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秀之处,就是其品格——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严于律己的精神,具有为人表率的自觉追求。我们提出培养领袖人才,正是要促进学生中的优秀者,自觉追求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并自觉地以对高尚道德情操的追求来改善人性弱点,来实现自我超越,而不可能导致“优越感”等人性弱点的滋长与泛滥。而对可能滋长优越感的担心,其实是对缺少优良品质的担心,由此而暴露出人们心目中的这些“优秀学生”,在优良品格方面的缺失。

 

领袖人才培养,是贯穿在学校教育全程中的素质教育,并非可以依赖专门的课程所能达成,而是在全部课程、全部教育教学活动、全部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中的一种有意识的孕育。高中阶段是学生理想志向定型的关键时期,是品德修养形成的关键时期,是综合素质提升的关键时期。把“领袖人才培养”(本质是领袖人才素质培养)鲜明地提出来,目的是引起基础教育工作者的重视,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的高度去思考自己的历史责任,进而将这种使命感落实到自己的办学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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